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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不废安取仁义?性情不离安用礼乐?

  饥之,渴之,驰之,骤之,整之,齐之,前有橛(jue)饰之患,而后有鞭策之威,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。

  马这种动物,蹄子可以踩踏风霜雨雪,皮毛可以抵御风寒,吃草喝水,抬起脚可以跳跃,这些都是马本身的真性情。即使有高台大殿,对马来说也没什么用。等到伯乐出现了,说:“我善于治马。”烧马毛、剔马蹄、刻上编号、带上嚼头,又用笼头和足绊把马给连起来,编入不同的马槽之中,到这时候已经有十分之二三的马被治死了。然后再训练马忍受饥饿、干渴,能够快速奔跑、转弯、步伐整齐等,如果不听话,前面用笼头口爵来控制,后面用皮鞭来鞭打,到这时候,死的马就已经超过一半了。做陶器的人说:“我善于做陶器,圆形的陶器符合圆规的要求,方形陶器符合矩尺的要求。”木工工匠说:“我善于治木器,弯曲的符合钩绳的要求,平直的符合绳墨的要求。”那么陶土、木材的本身的属性,难道就是为了让自己符合工匠的规矩钩绳吗?但是世世代代大家依然在说:“伯乐善于治马,而陶工木匠善于制作陶器木器。”那些治理天下人的人也可以说有同样的过错。

 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,织而衣,耕而食,是谓同德;一而不党,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,其行填填,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,山无蹊(qi)隧,泽无舟梁;万物群生,连属其乡;禽兽成群,草木遂长。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,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。夫至德之世,同与禽兽居,族与万物并,恶乎知君子小人哉?同乎无知,其德不离;同乎无欲,是谓素朴;素朴而民性得矣;及至圣人,蹩躠(biexie)为仁,踶跂(zhiqi)为义,而天下始疑矣;澶(chan)漫为乐,摘僻为礼,而天下始分矣。故淳朴不残,孰为牺尊?白玉不毁,孰为珪璋(guizhang)?道德不废,安取仁义?性情不离,安用礼乐?五色不乱,孰为文采?五声不乱,孰应六律?夫残朴以为器,工匠之罪也;毁道德以为仁义,圣人之过也。

 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应该这样。人民有自己的自然的本性,那就是通过纺织有衣服穿,通过耕种有粮食吃,这是老百姓共同的本能;让他们能够协调统一却不需要结党营私,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天放(放之二自一耳,非党也,故谓之天放)。所以我们看那些拥有最高道德的时代,他们的行动迟缓稳重(不需要赶着去做什么事),他们的目光淳朴专一(不狡黠,不耍聪明) ,那个时候,山上没有路径通道,河里没有舟楫桥梁;各种动植物都生活在一起,各个地方之间没有边界互相连通;飞禽走兽成群结队的自由活动,各种树木花草自由的生长。所以各种禽兽都可以让人带着各处游玩,鸟鹊的巢穴可以爬到树上去窥探。这样的至德之世,和禽兽居住在同样的地方,各种各样的物体都聚集在一起,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的区分呢?大家都一样不用智巧,各自拥有自己的本性;大家都一样没有额外的欲望,这就叫纯真朴实;纯真朴实那么人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本性了;等到圣人出现了,勉强费力的要去推行仁义,那么天下就开始疑惑了;搞出各种漫无边际的音乐和行为怪癖的礼仪,这时候天下就开始分化了。所以说质朴的木材不被残害,怎么能有祭祀的酒器呢?洁白的玉石不被毁坏,怎么会有各种玉器呢?如果道德不被废除,怎么会需要仁义呢?人们本身的性情都不离自身,怎么需要用礼乐呢?五色不被搅乱,怎么需要用各种文采呢?五声不被搅乱,怎么需要各种音乐呢?所以说把原始淳朴的物体给损坏了来做成各种器具,这是工匠的罪过;而把道德给毁坏了来推行仁义,这是圣人的过错。

  夫马,陆居则食草饮水,喜则交颈相靡,怒则分背相踢。马知已此矣。夫加之以衡扼,齐之以月题,而马知介倪、闉(yin)扼、鸷曼、诡衔、窃辔(pei)。故马之知而態(tai)至盗者,伯乐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时,民居不知所为,行不知所之,含哺(bu)而熙(xi),鼓腹而游,民能以此矣。及至圣人,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,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,而民乃始踶跂好知,争归于利,不可止也,此亦圣人之过也。

  马这种动物,在野地里生活就吃草喝水,高兴的时候就互相脖子挨在一起互相摩擦,生气的时候就背对着背用后蹄互踢,马的智力也就仅此而已。等到给马脖子上加上了衡扼,头上烙上了月题,马也就学会了损折车倪、挣脱衡扼、猛拖横撞、偷咬缰绳、暗拖辔头等知识技巧。所以马的心计到了和盗贼一样的程度,这都是所谓善于相马的伯乐的罪过呀。赫胥氏治理天下的时候,人民平常生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出行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。一边嘴里吃着东西一边嬉戏,吃饱了饭就出去玩,人民能做的也就如此而已。等到了圣人治理的时代,让人们屈从于各种礼乐规矩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,高悬者一个仁义的理想来慰藉天下人的心,所以人民也就开始耗神费力的去学习智巧,追逐名利,没办法停下来,这也是圣人的过错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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